当时殿试的时候，太祖见举子们外表衣冠光鲜，但有的举子里面的衣裳破烂不堪，显然是比较贫寒。

举子们进士中第之后都要当官，官员们的衣着，也是朝廷的体面。

连官员都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，别人也不会敬重他们，于是太祖就提高了俸禄。

当时的标准是，正一品，月俸禄米87担，年俸禄1044担。正二品月俸禄61担，年俸禄732担。

依次下来，正七品的知县、御史等月俸禄7.5担，年俸禄90担，折银40两。

按照当时的购买力，每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200~400元。取中位数300，年俸禄40两银子，相当于年工资12000元。

在明初的农业社会，消费水平地，物价不高，这个俸禄已经不低，确实够一家人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。

后来说官员俸禄低，有两个原因。

一是随着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社会财富积累的增加，消费水平提高，40辆银子就不够一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。人口较多的，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。

另外一个原因，是白银短缺，俸禄折色。但是白银成色不足，折成米、绢、绸的时候，折损比较多，导致实际收入下降。

更有甚者，当初发行大明宝钞的时候，俸禄折钞。

当时也没有国家银行，不懂得金融规律，没有保证金的概念。

以为只要发行钞票，就是钱。

结果就是通货膨胀，大明宝钞没人愿意使用，贬值严重。

票面价值在实际流通中的购买力，只相当于千分之一。也就是说，面值一千文，只能当一文钱用。

宋以前，文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，多数文人不能靠诗文书画养活自己。或者家里有钱，或者当官儿有俸禄，或者经商，这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。

到了如今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财富的积累，文人已经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。靠着诗文书画，已经可以养活自己。作为自由职业者，甚至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。

唐寅卖书画，能过得优哉游哉。

苏州茶馆里的说书人，说一场书，可以收入5~10银子。

一个县令，处级干部，年入40两银子。只相当于一个说书人说六、七场书的收入，或者说十来天的收入。这个职业收入差距，确实大了些，也不合理。

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。

作为手握大小权力的官员们，当然不会甘心受穷。

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办法，增加收入。

一是通过权力或者种种运作，兼并、购买土地，把自己变成地主，增加收入。

二是自己或者家人、奴仆充当白手套经商，增加收入。

三是权力变现，贪污受贿敛财。

事实上，如今的绝大多数官员，都过着比较体面甚至奢侈的生活。

支撑他们生活的，就是灰色和黑色收入。

只有那些真正的守法官员，只守着一份菲薄的俸禄，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这就形成了官场的逆淘汰。

清正廉洁的官员受苦受穷，被人排挤，瞧不起。胆大妄为，用尽手段敛财者，过着富足奢侈生活。

这也是官场越来越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后世的人们常常有一个误解，说洪武朝、永乐朝贪官多，其他时期贪官少

真实的原因是，洪武和永乐皇帝强势，对贪官的打击力度大，查处的贪官就多。

其他时期的皇帝比较弱势，打击力度小，查处的贪官自然就少。不仅不是贪官少，反而贪官更多。

皇帝也不是不知道真相，只是对官员贪腐采取了默认态度。

这一点，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。

大明和法国的土地比较少，对官员贪腐就采取默认态度。

俄国土地面积广大，就给官员赏赐大量的土地，让他们成为地主。

那么高薪养廉行么？也行不通。

高薪养廉，需要靠一套严密的制度来执行和监督，以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，很难做得到。

所以，刘健突然提出涨俸禄的建议，除了为难朱厚照，打击他的威信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：让朱厚照默认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