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寡人知老庄甚少也。”秦胡亥实话实说道：“烦请先生尽言之。”

“老聃言：‘我独泊兮，其未兆，如婴儿之未孩’陛下以为呢？”蔡泽道。

“寡人不敢苟同。”秦胡亥摇了摇头道，这一点他是真心不同意，也不知道老子怎么想的，他认为人的一生最美好的时代是在婴儿时期，所谓，如婴儿之未孩，这样的婴儿，毒蛇不伤、猛兽不捕、凶禽不抓、终日嚎啕却也不会使声嘶力竭，堪称是人的一生中最为完美的时代。

真不是秦胡亥有意抬杠，老子应该没看过动物世界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优胜劣汰，婴儿多个毛啊，凭什么百毒不侵。

于是皇帝陛下嗮笑道：“老聃无知矣，使婴孩弃于野，翌日当白骨无存。”

“……”

蔡泽看着认真无比的大秦皇帝，心下不由得阵阵叹息，同时也觉得赵高被诛九族真是罪有应得，瞅瞅，这大秦皇帝让他教的，不学无术不说，智商还不怎么高。

“陛下。”忍住怒火中烧，蔡泽耐心地解释道：“老聃之言，人之婴孩当寓之今下也，今之天下如人健硕之壮，上古轩辕如人之婴孩。”

有点尴尬，秦胡亥悻悻，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，看来自己想偏了，而且还不是偏了一点两点，老聃的意思是人类最好的时代是呱呱坠地之时，而类比到社会当中，最好的社会，最好的时代，其实就是如同人婴儿一样是原始社会。

在原始的上古氏族社会里，老百姓生活朴素而又自由，纯朴而又和善，他们体力充盈，精力充沛，生命力旺盛不衰，全身心都处于极其和谐的状态，即精之致，和之致也。

这是也是老子思想中的核心，即：“道。”

那什么是“道”呢，其哲学意义先撇去不谈，于国家而言，就是最单纯最质朴的统治，人纯朴就不会去瞎折腾，就不会有这样，那样的所谓的治国之术，就不会以整个天下作为自身学派的实验品，人们只需要按照自然发展的定律来缓慢的向前进步，不需要什么人的推进，不需要什么人的管理，也不需要什么人的拯救。

所以老聃说：“上如枝叶，民如野鹿，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。”

那么如何达到呢？老聃以为的是当“去智”、“去欲”，就是说如果想要社会安定而又和乐，想要人民团结而又自由，那么，就必须回到一个懵懂的阶段里，在这样的阶段里，人们想的没有那么多，社会手段没有那么多，也没有这样那样的治国道理，自然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连笑都不会，是最纯粹的，是最完整的，也是最为崇高的。

有这样的社会吗？有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上古氏族的社会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宗周以来礼崩乐坏所造成的社会动荡，在老聃眼中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丰富，正所谓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

这话其实是一针见血，没毛病，正是因为人们想的东西多了，想要的东西自然也就多了，而如果人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，就必定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手段。

而手段多了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冲突其实也就变多了，自然而然的利益纷争，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，人们的生存环境必定会愈加恶劣，所以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想的太多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不该有的智慧太多了。

因此，老聃觉得需要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去智，去除不该有的智慧，去除不应该有的想法，让自己能够真正的融入社会与自然，回归到一种平静和乐的状态当中，也就是原始社会。

在原始社会，人们的智力发展水平没有那么高，所以也不会有那么多大心思，所以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就比较单纯，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尔虞我诈，也没有利害纠纷，人们能够很好地与对方共同发展，也就能够让社会变得更加稳定。

所以老聃认为，当“去智”、“去欲”后，人们清心寡欲，国与国之间也就少了争端，就会达到最纯朴的，最为和乐、最为安定的社会大同。

而在如今，一切的动乱之源都来自于人们对于利益的争夺，对自身和为他人利益划分不对等的行为，社会越发展越富裕，也因此可供人们争夺的利益变多了，也就是说，当社会资源变多时，其实并不会让每个人都变得富庶，而只会让贫富的差距越拉越大，于是，人们为了自身的发展，为了后代的繁衍生息，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享受，自然而然地就会去争夺本来可以让每个人都能富裕均分的社会资源，而哪怕蛋糕做的足够大，竞争反而愈演愈烈，这就是私欲。

后世的时候，以色列作家尤瓦尔·赫拉利在其著作《人类简史：从动物到上帝》中有过这样的灵魂质问，那就是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，但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反而越来越累，活的越来越痛苦？而在社会资源很少时，一穷二白，物质匮乏的原始年代，反而人类有足够的自由和休息？

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一代又一代人类奋斗的目的是什么？难不成是为了更加遭罪？